“像‘富士康科技集团’这样的大型外商独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新税法下，五年过渡期后，算是被取消‘特权’的企业，还是‘新特权’阶层？”
　　1月2日，“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发布后，深圳市主管产业的官员、以及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以下简称外商协)副秘长王川流等人士，皆在记者的追问下陷入了一时难解的困惑之中。

　　富士康个案在新税法下的走向，也许恰恰是驻扎在中国大多数外商企业、乃至本土企业、地方经济转型的巨大缩影：

　　一方面，这个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出口冠军”的台湾企业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中，创造了超过450亿美元的出口产值，仅深圳市而言，富士康的出口产值超过深圳市出口总量的20%；

　　另一方面，这个正在力图打造“科技”形象的电子产品“代工王”，在过去几年中，已事实上在深圳市中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在2000年前后，已被深圳市自行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被贴上“科技企业”的标签。

　　五年过渡期后，富士康是否可以利用合理转换的标签，从主打外资牌转向主打科技牌，从而顺应新税法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

　　“现在没有明确的条款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深圳市主管科技的官员说。

　　特区消失的隐喻

　　“从国际上来看，的确没有哪个国家是两个税法，企业的要求只是不要一下调得太猛。”深圳外商协王川流说，对于“五年过渡”的缓刑处理，符合了外商企业“不要一下子调”的预期，但是在这个预期背后，依旧隐含着深圳整体对日渐“弱化”的经济特区地位的种种担忧。

　　“其实新税法对深圳来说，远远不只是外商的问题，这几年本土企业的经济分量已经上升到很高的比例。”王川流说。

　　按照原有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不仅经济特区的外商企业可以享受15%的低税率，另外在特区内从事“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以及能源、交通、港口等建设项目”等等，也都与外商企业一道享有同样的“特权”。

　　过去的这一条款，对于以电信信息产业、医疗等高技术产业作为主导型产品的深圳而言，意味着大多数深圳市企业都获得了该特权的关照。尤其是经过近年深圳的主张的产业升级转型之后，深圳市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

　　在深圳贸工局公布的2007年1-9月份数据中，可以看到，累计1199.59亿美元的总产值中，有86.74亿美元来自于机电产品，其中有288.51亿元来自民营、集体企业，增速高达54%；同时，在所有出口产品中，低附加值的“三来一补”贸易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正在降低，只有112.50亿美元，同比去年的增速在10.6%，而一般贸易出口则达到336.11亿美元，增速达到54.8%。

　　显而易见的是，深圳的转型趋势与国家政策主张产业转型，扶持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方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深圳在观望，新税法针对“高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以及更多实施细则的披露。业界认为，未来相关细则的颁布不仅关乎深圳命运，也关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未来走向。

　　谁来认定“新特权”？

　　新旧税法对“特权”的界定，实际上暗含着过去，以及未来中国的产业思路。

　　深圳，曾经多次拥有过“界定”特权的权力。

　　1998年，已经开始在全国率先进入产业转型期的深圳市政府，当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俗称“22条”)，该规定除了明确深圳市政府每年从当年财政收入中拿出固定比例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外，首开先河地规定“对新认定的生产性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两年免征所得税，八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即两免八减半)”，而深圳市科技局作为主管部门，可直接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认定——这涉及财税条款曾经一度被视为深圳市的杀手锏。

　　事实上，过去全国各地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均是由地方政府具体操作，所不同的是，深圳市最早为获得“高技术”标识的企业赋予了更为“实惠”的利益。但是，这一特权在新税法后将彻底被中央“回收”。

　　深圳市政府人士透露说，新税法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严格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

　　但是微妙的是，“新税法后，涉及到财税问题的资质认定，肯定今后都要从地方回归到中央。”深圳市官员透露说，“目前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已经出台了相关认定标准，已经报国务院审批，总的思路是向上收紧了。”

　　该人士同时透露说，与过去由各地方自行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对“软”标准相比，国家新的标准肯定是在收紧许多，他举例说，最为重要标准中，“肯定包括这两条：研发投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以及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这是一个硬标准。

　　以富士康为例，尽管富士康近年力主向“科技型企业”转型，同时，富士康生产的产品，大都集中在电脑、手机、MP4等电子信息产品上，但其代工特性决定了，其员工人数中，超过90%依旧为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工人，同时，以其一年450亿美元的销售计算，研发成本占比也是微乎其微。

　　不独富士康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受此困惑，前述高新技术行业协会负责人士亦提出“不同的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它研发占销售比都是不同的”。他举例说，“按全球标杆企业的数据测算，医药类企业较高，超过10%，其次是通讯等大型设备类，为10%左右；但是普通电子产品只有4%-5%，某些高端设计行业，如建筑也只有不到1%。”

　　他同时指出，高技术企业认定，未来由科技部等部委直管带来的后续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等问题：除了每年由地方向中央层层上报的大量审批流程外，以深圳过往经验来看，每年由审批导致的聘请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也将大幅上升。

　　该人士透露说，仅深圳市过去对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每年的审计费用就高达数亿元，由此可以推算，一旦审计流程增加，审计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它最终会转嫁到企业成本中”。

　　“阵痛肯定是有的。”深圳市官员说。同时，深圳仍旧在观望具体细则出台，看是否能获得相对“灵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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